记得在六岁前，我就开始用粉笔在地上、墙上作画。画各种汽车、武汉长江大桥、古代武士、神话人物，还有当代英雄、街头叫卖的小贩等等……每天乐此不疲。我自小瘦弱多病，很难参与到那调皮捣蛋的孩子群中去，所以画画几乎成了我儿时惟一的游戏。那时画画是一种兴趣，无忧无虑，连当画家的杂念都未产生过，只有拿画画当游戏而已。在上美院之前，我一直没有获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开始喜欢国画，也画了不少速写。没有画过石膏，没有老师的直接指导，完全通过看画册、看展览来自己揣摩，这样的习画过程无疑艰难而曲折，但也培养了我独立思考和自我感悟的习惯。进入美院学习后，反而让我一时无所适从。这儿有很好的教师、很好的学习环境，但时常让我感到拘谨。那几年的学习生涯就像在梦中度过一样，完全不能清醒地左右自己。从此，虽然我全身心投入地画画，但再也没能唤起我儿时作画的那种幸福的感觉来。1983年，我完成一套纸板画，其中一组静物系列的创作对我今后的艺术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的作品表现的是晾晒中的中山装、默默对视中的椅子和火炉……我从中意识到自己对物象有直接对话的敏感。1986年，我初涉油画创作。起初对油画的表现手法知之甚少，借鉴了不少版画语言和广告画手段来画一些窗外的天空和烟囱、室内的生活用品等。从传统油画的概念来判断我的表现手法，显得多少有些幼稚，但画面单纯，视觉效果鲜明。经过一段实践，尤其去欧洲直接感受历代大师的原作后，逐步体会到油画语言的深厚。我开始迷恋油画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体验着油画材料中蕴藏的文化内涵。这时期的创作特别强调这一方面。对物象感受更为细腻，画面仍然是一些不被人关注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追求上则更倾向于以直接、真实的形象来体现内在、抽象的精神内涵。近来，我的兴趣又转移到风景画上。这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视力上都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变化，对自己的现状也开始产生疑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生活和心理的变化促使我在画风上不再拒绝抒情、优美。手法的转变不仅掩盖了心底的焦虑，也使我获得了心灵上的安慰和愉悦。对我来说，艺术犹如一个美好的陷阱，强烈的诱惑使我不由自主地放弃一切而投身于其中，陶醉在虚拟现实中片刻的醉意里，似乎在渺茫的远处为我存在着一个确切的答案。然而，在这美好的光芒里都时时暗藏着危机，迫使我不断地付出，换取的则是加倍的疑虑和艰辛。我已经很难再捕捉到当初那种无忧无虑作画的感觉。那种不受任何来自外部还是自身干扰的纯真状态。今天的我在一种兴奋又疲倦的情绪中不停地为自己构造未来的目标，它维系着我脆弱的神经和仍在躁动中的欲念。艺术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苦涩。尼采说得好：“艺术是受难的救星，它通往那一境界，在那里，受难成为心甘情愿的事情，闪放着光辉，被神圣化了，受难是巨大喜悦的一种形式。”这遥远而宽慰着声音，让我永远有机会可以去思辨，永远需要去汲取，永远有理由不断去调整，让我的生命永远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