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漆艺，涂饰称“髹”，文饰称“画”。在西汉长沙驮候夫人的墓葬遗策和《后汉书·五行志》中都记有“漆画”之名。但与实物考核，那时的漆画并非今天作为一个独立画种，而是以“画”的形式附丽于工艺品上。早年所见者有朝鲜乐浪出土的汉代漆奁，上面彩绘着宫廷生活和孝子故事，类似这样的漆奁在湖南长沙也出土过几种。在西安曾见一面大铜镜，背面平整，没有铸造花纹，而是用彩漆绘着人物故事，精致而鲜见，其时代可能还要早些，陕西文管会视为镇库之宝。近年在安徽马鞍山出土的一批三国漆器，有案、盘、槅、盒等，其上所彩绘的人物故事画、风俗画和宴乐图等，已经大大有别于一般的装饰纹样，不但人物造型生动，而且在构图上有情节的呼应、场景的安排，简直可以当画幅欣赏了。
漆性很粘，俗说“如胶似漆”，用笔蘸漆而绘，须果断、肯定、快捷，起笔圆厚而落笔细挑，形成一种独具的风韵。这使我联想起文人画家之在生宣纸上作画，同民间青花鱼盘上那种挥笔自信、简洁生动的造型，可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厚的功力固然重要，尤须顺应材料的特性而变局限为无限。早期的漆画很有这种艺术之长。
遗憾的是，在我国近数百年漆艺的发展上去背离了这一传统，走了另一条自缚的路。盲目炫耀技艺，忽略艺术整体;不论雕漆剔犀、骨石镶嵌、平磨螺钿，都是一张所谓“工笔白描稿”，出现了一种固定的模式，真可说“虽复千篇，犹一体耳”。至于在光亮的漆板上刻得只剩下黑线，再填上廉价的颜料;以及镶嵌蚌壳彩石，制造了名曰“过桥”的镂刻透雕之后，喧宾夺主，漆艺所剩无多了。
我不想对现在的漆艺生产说三道四，更不能简单化地肯定或否定。有感而发者，是应该注意规律性的探求，从传统的漆艺中挖掘一些可贵的经验。譬如说画稿与漆性的关系，漆艺个性的发挥，多种材料和工艺的设计，批量生产的规格化和单件创作的风格化等等，都须深入实践，以明其理，以得其法;惟其如此，才能得心应手，区别对待。
值得庆贺的是，近年来有不少美术家亲自参加了这一工作，开拓了漆画之路，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成绩卓然。当今漆画已非昔日的附丽地位，一旦解脱了“羁绊艺术”的局限，定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众多的漆画作者之中，我很钦佩乔十光的精神。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当他选定了以漆画作为艺术的归宿时，便刻苦地在这领域里躬行，惨淡经营了二十五个春秋，为漆画开创了新局面。这与那种额角上带着风向仪，见异思迁，不肯下苦功而贪图名利的人，是何等鲜明的对照!看了他的画，感到清新、朴实;既无矫揉作媚之处，也不分饰求功之嫌。使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真诚艺术家的灵魂。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没有牺牲，哪有贡献。乔十光的名字与当代漆画的发展并列，不是偶然，也不是过誉。
艺术家与人民之间应该求知己，求共鸣;而在艺术家之间应该求借鉴、求激励。现代漆画之成功，是与以上之所求分不开的。我希望漆画之花常开，时出新人和新意匠，只有队伍的壮大才能有事业的繁荣。它以漆为质，得益于绘画和工艺的补养而成长，可以预见，它的健康发展，无疑又会反转来丰富绘画和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