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禧先生于许多人眼中,是一位在每个时代都有力作叫响艺坛的著名雕塑家。人们往往有幸熟视他那些光环笼罩的名作，而无缘一睹名作背后的作者。印象中，唐大禧先生就象游人眼里，高高挂在树梢的菠萝蜜，匆匆的游客在偶尔抬头仰望时，用手遮住强光，也许会感叹“好大的硕果哦”!接着，迅速收回视线，因高处的强光难免刺眼，消磨了游人“探胜”的好奇。毕竟，这不是“探襄取物”之事。
而我，则象个闲来探赜索隐的游客，带着几分“越俎代庖”的好奇，央人将这硕大的菠萝蜜采下，剖开，发现里面是散发着蜜香的一片片果瓤，期间，夹着殷实饱满的一粒粒果核。我把这一片片果瓤剥离下来，把这一粒粒果核掏挖出来，虽然,会因我的才疏学浅、笔力不济，使得果瓤不一定片片精彩，果核不见得粒粒丰富，然而，尽力“探骊得珠”，虔诚而率真地盛上一碟，颤悠悠地谨呈上来，以飨各位看客——
若干年前，我曾在散文《烟花三月下潮州》中，开门见山地起笔：富士山，终年积雪，但是，它是一座活火山。远看上去，唐大禧先生不苟言笑，冷若冰霜，一脸凝重，令人敬而远之。走近他，则大相径庭，他慈悲，怀柔，一副古道热肠，象他的许多作品，如“一团火”(王朝闻语)这些特征，都令人联想到富士山。
若从精神层面而言，印象中，觉得他思想的“皮”，是儒家的。他既有士大夫兼济天下的史命感及担当精神，又注重独善其身的克己修炼。这点，可以从《欧阳海》、《壮丽诗篇》、《文天祥》等作品中，看到他的人格取向。唐大禧先生思想的“肉”，是佛家的。他富有佛门的慈悲为怀，甚至甘于苦行僧似的孤独与寂寞，并从中领略自我的觉悟。这些，在他的《八大山人》、《习古》、《二胡》等等作品中，显而易见。
印象中，唐大禧先生思想的“骨”，却是属于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所固有的。苏东坡、米开朗基罗、罗丹、鲁迅等艺术家的傲骨，早已深深植入他的“骨髓”，使他常常会有愤世嫉俗的作派。早些年，他赴西伯利亚考察，途中与我互发信息，畅谈当年流放于此的前苏联十二月党人高贵的品行与个性，他大发感慨之余，欣然命笔，写下《赤塔之行》，走笔“行”其傲骨与血气。透过他的《猛士》、《关汉卿》、《鲁迅与许广平》等足以折射出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他铮铮钢筋铁骨的声响。
印象中，唐大禧先生思想的“血脉”，流淌的却是韩江文化的“脉相”：自信、勤奋、不放弃，在突破我中，完善自我。而这些，都浓缩于童年时他祖母的亲灸：奴呀，你十指皆螺，天生聪明，但要勤奋，将来才能成器。他是勤奋的，他是自信的，我认为这种自信，童年时，来自于祖母的暗示，少年时，来自于艺术创作时，常常无师自通的悟性，青年时，来自于成名后的社会认可。而他能在每次社会变革的阶段，推出掷地有声的力作，也许得益于韩江文化中“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他在客厅里，挂上自书的“超越自我”，一派墨韵酣畅。
若从作品命题的价值取向看，唐大禧先生在中青年时期，紧扣时代脉搏，具有浓郁的英雄情结。那是一个需要英雄、崇尚楷模的时代。如《欧阳海》、《卡斯特罗》、《群山欢笑》等作品充满了激情与节奏。至中年，他的作品则趋向于寻找传统文化，如《人比黄花瘦》、《禅像》、《鲁班》、《八大山人》等等，作品偏于婉约、自省。步入壮年，其作品更多的是注重人文关怀，对人的思考，对泥性的演绎,如《短笛》、《刘作筹》、《陈寅恪》及《周文雍与陈铁军》等等，作品更加耐人寻味。
应该说，唐大禧先生不属于那种性情中人。印象中，几乎没见过他拍案而起，也不曾见他开怀大笑，更不曾见他酒壮俗胆，“飞叶伤人”。当然，也绝少见他说“软话”。如果，他面对懂得重艺术与艺术家的领导，他是极好商量的长者。反之，他则显得“很木纳”，从不阿谀。而对无傲气却有傲骨的那种艺术家，他会从心底生出敬意，当面却不语言，若背后提及此人，会盛赞有加。
至今，唐大禧先生似乎还挺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甚至，有时对此表现的那份敏感，是这种年纪与声誉的人鲜见的。这可窥视他内心深处，还遗留了儿时无助的那份脆弱，这或许还可追朔他早期英雄情结的原始诉求罢。
长期以来，唐大禧先生对于一些公共事物依然保持着那份关注，且不说汶川地震后，一次次的捐赠。有时对一些仅仅是“参与议”的事，只要他抱定自己是善意的、有助于社会的，便坚守一份执着，甚至在力不从心时，也不轻易释怀，变成一缕“拿不起，放不下”的轻愁，这大概原于他那种士大夫式的使命感吧。
印象中，唐大禧先生是寂寞的，这或许因为他太珍惜时光，婉拒了许多交际，也许是他对创作的严谨，从不拿出手艺稀松的作品，哪怕是一张书画。也许他愿意沉缅于在古希腊塑像的神游中，陶醉于与中世纪雕塑大师们的神交中，也许是他纳于言敏于行的特性，也许是他在寂寞中一次次看到艺术幽灵的涅磐，也许是寂寞的酒蘖能发酵出美的幻想……好象是诗人闻一多曾说过，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就算死水叫出了歌声。我认为，这太凄冷，过时境迁，唐大禧先生不属这类，曾偶尔听过一个描述，倒是非常贴近印象中的唐大禧先生：寂寞，是猛士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