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功甫帖》真伪之争沸沸扬扬，笔者注意到翁方纲先生的跋文中对此帖的考证，对比苏轼尺牍以及宋代史料时，有一些疑问产生。笔者以为具体年代是否可以再商榷?
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的记载，熙宁五年(1072年)，此时郭担任武冈县令，当时正从章惇在梅山开发边疆地区。1073年郭以“与江东路家便差遣”的身份遭到贬谪，按宋史记载，是年郭当以殿中丞致仕，回到了家乡当涂。苏轼在1071-1074年终担任杭州通判，杭州与当涂相近，与郭尺牍往来有之。翁方纲先生认为此帖当在熙宁四年或五年中，熙宁四年，1071年11月苏轼初来杭州，无需与远在武冈的郭“奉别”。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被差往润州(今镇江)参与救灾赈饥。熙宁七年，即1074年苏轼离任杭州去往徐州，根据孔凡礼先生的考证，郭于1074年左右其活动轨迹依然在当涂一带，并于1074年春在桐城担任县令，因而此帖可能是苏轼在熙宁七年(1074)年即将离任时，向郭祥正作别时所书，郭的身份此时是以殿中丞致仕，按翁方纲先生的考证，奉议郎正对应郭的品秩，似乎可确定书写年代。
不过奉议郎是在元丰三年改制后才复而出现的官名，此散官于隋初设，唐沿用，宋初改为奉直郎。苏轼在《江上帖》中有对友人“知县朝奉阁下”的称呼，朝奉亦是宋初由朝议郎所改，这表明苏轼不会混淆改制前后的官秩称呼。因此苏轼对郭祥正的称呼，“功甫奉议”表明此帖应是在元丰三年改制后所书。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湖州离当涂也较近，七月苏轼因乌台诗案上京，在牢狱中度过数月，元丰三年，即1080年正月即赶往黄州赴任。苏轼于牢狱中自然没有必要寄出这样的信件。到元丰三年官制改革，殿中丞等四职为奉议郎所取代。1077年，郭祥正再次辞官，闲居当涂，于1081年重出担任远在福建的汀州通判，而在此数年期间，郭依然是致仕的身份。苏轼极有可能是在1080年初赴黄州途中向依然在当涂的郭祥正作别而寄出此信，故有“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之语。在《苏轼全集》中录有《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一文，此文作于绍圣年间，距离元丰三年改制已过十余年，也可作为旁证。
此帖中较为罕见地出现了苏轼以全名自称的情况。这在《次辩才和尚韵诗帖》中，也可以看到“眉山苏轼上”的字样，郭祥正长苏轼二岁，故告别之时，以此表示敬意，应为妥当。
根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中所载，《功甫帖》九字为：“苏某谨奉别功甫奉议”，与苏富比拍卖件有异。然而宋代尚未出现以某自称的碑志尺牍，根据启功先生在《鉴定书画二三例》的考证，以米某自称的《宝章待访录》款署米芾作品，以张某自称的《汪氏报庵记》款署张即之作品，均为伪作。古人在编纂先人文集时常有避讳，故而有将名改为某字的现象，现在苏富比拍卖件中的“苏轼谨奉别”才是合理的。而《集录》中所载翁氏跋文与此帖上跋文有所出入，如若作伪，何以在首尾稍作修改以至于与原文不同，且更加可读?或为底稿与正文之异耳。
此帖共九字，寥寥数语，既不合宋人尺牍封缄之范式，又稍嫌太短，难以令人相信苏轼以九字作尺牍致信，右下方一半印，上博研究员指为骑缝印，并认为此印暴露出苏富比拍卖件摹自刻帖，实际这是装裱后被遮挡故而残存半，以此观之，此件或者是在流传中有所损毁，其他文字不幸消失也未可知。
以目前公布的图片观察，此件恐有严重的虫蚀痕迹，已对墨迹部分构成损坏，观察“奉议”的“议”字下部，有一圆洞，可见补墨痕迹，而苏轼的“苏”字上部也有疑似虫蚀的圆洞，安不知是否有因为纸墨剥落而有的添墨行为呢?笔者认为此件的问题恐较为复杂，不能够简单对待。
此帖短短九字，能与苏郭交游的历史相吻合，帖子的真实性应是毫无疑问的，至于现在的墨迹本究竟是真迹还是摹本，还需对原件本身的观察报告方能定夺。有待于上博公布研究报告以及苏富比的鉴定结果解开大家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