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八大与石涛合写《兰竹图》
也许你会感到奇怪，清代四僧中的头两位——八大山人(朱耷，)与石涛(朱若极)，其别号都较“野”，都与荒山、石头有关，命运就是如此冷酷地将他们从心灵到身体都迫到山林中去。他们都是明朝宗室后裔，八大山人，姓朱名耷(1626——1705)，号雪个、八大山人等等，系明朝皇帝朱元璋第十七子南昌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入清后隐世为僧、为道。
石涛(1642——约1718)，本姓朱，名若极，幼即出家为僧，法名原济，又号石涛、苦瓜和尚等。也是朱元璋的从孙、靖江王朱守谦的十一世孙[1]。按谱系推算，八大山人比石涛高三个辈分，石涛则比八大年轻17岁。[2]
清兵入关以前，他们尊享着王族高贵的地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满清天下之后，他们隐姓埋名，曾为僧，也曾为道，山林当然便是隐居的“家”了。他们倒没有“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苏东坡式的豁达与潇洒，像朱耷，作品署款“八大山人”像“哭之笑之”，明亡而沦落为遗民那种内心执着如铁一般孤傲愤世之情结，致死不变。可是从艺术上来讲，他们有如此命运是极为幸运的：书也“野”了——八大山人书法写得自由随意，具拙朴不媚之美，画也“野”了——石涛山水以造化为师，其构图、技法不守成规，每幅画极少雷同;他们每一笔都熔铸了自我本性和心境，那种离尘脱俗的笔墨境界只有少数人达到，命运造就了他们占据美术史中专列为“四僧”一章的大家地位，清代以来取法他们的书画家多不胜数，后世众多鼎鼎大名的书画大师，如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等等，也深受其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的广州美术馆发展而来的广州艺术博物院，是十分幸运的，不但在收藏之中，“四僧”(八大山人、石涛、渐江、髡残)的画一个也不少，而且，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建成之际，更有幸收藏香港爱国企业家杨永德和他的好友、摄影家简庆福先生捐赠的，目前仅见的一幅八大山人与石涛合写画《兰竹图》!
这幅难得的《兰竹图》，纸本墨笔，画心纵120、横57.4厘米。画右上角署款“拾得”，为八大山人七十五岁以后至八十岁间的落款[3]，下压两枚方印：“八大山人”(白文方印)、“何園”(朱文方印，晚年常用)。左上角有石涛题款：“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补竹。两家笔墨源流，向自独行整肃。大涤子补墨并识。”下压白文长方印“不可一日无此君”。此画程霖生著《石涛题画录》卷二有著录。[4]
此图先是八大山人画兰石，巨石向右拔地斜立，纯用淡墨简约地勾勒皴染，占据半幅画面，石下是左高右低的土坡，石脚一丛展开的兰花仅仅简约的数笔，将兰挺立而又摇曳多姿、生机勃勃之态写出即收笔，堪为八大本色，惜墨如金，高度凝练概括，而恰到好处!
石涛后写竹，对这样的构图若没有真本事，是较难将画处理得形整而气畅的，即两人合写得如同一人，整幅画和谐统一。早已惯于“搜尽奇峰打草稿”，精于构图，善长变化的石涛，落笔便顺着石势写竹，竹竿劲挺而不失顺势，分披的竹叶用焦墨，以对应淡墨的斜石，更打破画面上幅的虚空，又以淡墨补一竿竹，略微与石势相背，以补画面左方之虚，兼营造出前后的空间深度，以少少笔墨以一胜多地表示出丛竹之境，又与浓墨的竹作了相得益彰的对比衬托，即使八大将落款题于画面石势之上的右上方，也难不倒石涛自如的施展，终是心有灵犀，化险为夷!留下这幅水乳交融、意趣精到、大家手笔、天趣盎然的珍品。
石涛补竹之后所题的“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补竹。两家笔墨源流，向自独行整肃。”大意是说，他与八大山人合画一画，八大写兰石部分，自己写竹部分而补成，原本两家均卓立不群，自成一家，笔墨源流，各自不一，但均各有传统源流为依据自成一家的，虽然各成一家，但在这幅画中心灵、意趣以及笔墨，却是交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