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2011年的电影《午夜巴黎》中讲述了一个美国“文艺青年”的穿越故事。影片的主人公穿越到了19世纪的巴黎，从而见识了毕加索、马蒂斯、达利、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在咖啡馆、酒吧中聚会，讨论艺术的辉煌场景。
电影当然不是本文的主角，这里要说的是：无论19世纪末还是20世纪初，作为当时世界艺术首都的巴黎，寄居在那里的文学与艺术界的大腕儿们，无一不是在咖啡馆、酒馆、餐厅等地聚会，交流艺术与创作。城市化与中产阶级的形成，也推动了这种共同讨论与创作方式的实现。
如果从1890年再往前回溯，便是巴黎印象派的时代。当时的法国艺术界，流行由皇室官方支持的“艺术沙龙展”，在19世纪后半期，古典与唯美的浪漫主义风格仍然盘踞着官方的审美品位，而决心从古典神话转入室外写生的印象派艺术家们，还只能屈居于非主流的行列。因而在1863年的沙龙展上，印象派艺术家们的4000多幅作品尽数落选，他们只得随后举办了一次自己的落选沙龙展，却也因此声名鹊起。
今天，印象派早已被载入艺术史册，作为“外光、写生、笔触”等艺术手法的代名词，但实际上，早期的印象派艺术家们，其创作手法与理念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并没有统一到某一种创作风格与艺术流派之下。艺术家们也并不拘于自己的小团体，而是常常与其他派别的同行保持联系，如德加与高更、劳特雷克，毕沙罗与塞尚等，这也正如《午夜巴黎》的主角在穿越后所目睹的巴黎文艺界景象一样。也就是说，种种名目的艺术流派，大多是后人在梳理艺术史时划分的，而当时现实的艺术世界，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泾渭分明，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巴黎，艺术家们在咖啡馆、酒馆聚会，共同进行多样性创作的形式，成了我们今天所言的“艺术小组”。
“艺术小组”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颇为“当代”的词，但实际上，在以聚会、沙龙的形式共同进行创作的巴黎老一辈艺术家中，“小组”的模式便已初见雏形。“艺术小组”不同于“艺术流派”，因其虽是共同讨论与创作，甚至共同完成作品的团体，但小组中的每一位成员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与个性。艺术小组的这一特点，同时也是它区别于“艺术流派”的原因，因此，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师徒关系与作坊创作的模式，并不能与今天的“艺术小组”概念相符，而20世纪初松散的“巴黎画派”(成员有莫迪里阿尼、夏加尔、苏丁纳等)，也比后来德国表现主义的“桥社”、“青骑士社”等更像一个“小组”。
“艺术小组”的成员之所以强调个体的独立与个性的自由，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艺术理念及社会地位有关。印象派在兴起之初，尚无力撼动官方与学院艺术的统治，只得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聚会、举办展览，而在《午夜巴黎》中乐意听取斯泰因意见的毕加索、马蒂斯等人，当时的名声也绝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换句话说，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固，与艺术追求的非主流，这些艺术家不得不以结成小组的形式，保证艺术创作的可持续与展览作品的影响力。
同时，在建立小组之后，艺术家们仍希望维持这一不与主流、体制妥协，即叛逆的“前卫”立场，而继续在小组内部保持着和而不同的自由与独立。艺术家们因其自身的“前卫”立场，而结成小组，而又以“前卫”，为自己的小组立名。
可以这样说，追求前卫与反叛是艺术小组这一现象的成因，而艺术小组的实践与行为，也推动了前卫艺术的发展与艺术史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