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石朗(1905-2000)
江西画家杨石朗曾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先后列贺天健、吴湖帆门墙，成就了一段“转益多师是吾师”的佳话，至今在江西艺术界广为流传。这不禁让我想起清初画坛“四王”之王翚(王石谷)先后列“二王(王鉴、王时敏)”门下的故事。
王翚在《清晖赠言》一书中说王鉴“见翚所图便面小景，把玩赞叹……注视不释手，酒半噍示诸客……随命其客邀致，翚得以弟子礼见之”。之后王鉴将王翚转介给王时敏“居久之，师(王鉴)葺染香庵初成，始贻书相招，悬榻以待。遂介谒太常王公(王时敏)，公馆之幸舍”。
另一版本则说王鉴“将远游，知非王奉常(王时敏)不能卒石谷业，即引谒奉常。见石谷画，大惊叹曰：此烟(王时敏)客师也，乃师烟客耶!遂发家藏古秘本，予之临摹”。
这段文字至今读来仍令后世为弟子心驰神往，而为师者对弟子的推崇备至更让后世景仰。王翚转益多师终成山水画史巨匠，与王鉴、王时敏并称“清四王”。而历史总是在重演，时隔三百年后民国初期的上海滩又演绎了同样的佳话，这次的主角是张大千。同为佳话，故事却丰富得多。1917年的春秋两季张大千在同一年中同列有“南曾北李”之称的曾熙、李瑞清门下。
曾、李二人订交于1891年的长沙，引为莫逆，终生不渝。1915年曾熙母丧出游西湖顺道上海看望老友李瑞清。李此时已名扬上海滩，力劝困顿的老友留沪发展，并在各大报刊为曾熙订润格，写评论，毫不保留地为之揄扬，终于成就了“南曾北李”。这样珍贵的友谊让曾熙在李瑞清身故后不惜举债为其办丧事，购买祭田，建立祠宇。墓地建成后，曾熙又不顾自身年高体弱，亲自扶棺到南京下葬，并在每年的春秋二季，驱车往吊。
张大千先拜曾熙为师，但不久便发现，曾师学生多，对作业不批改讲解，老师写字时关起房门也不让学生看。兄长张善子得知后建议再拜李瑞清为师，因为曾、李二人相互推崇投契，可免曾师不悦。而曾熙宽厚，也常将登门执贽的学子推让给李瑞清。自古“门规森严”，张大千要转益李瑞清门下的前提是要得到本师同意，因此张大千为了“有把握不致为本师所嫌”，并基于对曾、李友谊的了解，给了个好理由：“只说清道人家累甚重，也知道他是老师的至交，想另外送他一份贽敬。曾农髯为人厚道，本就觉得平时不无有亏师道，所以欣然允许，而且亲自引入梅庵门下。”
从曾熙给这个才二十出头弟子的信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敬称：“尊临鹤铭、熙顿首”，赞张大千的“书才少见”，“然得弟吾门当大，亦自喜也”，“吾道有传人矣”，“弟既好古勤学，宜请命早来沪，同资研究。道士(李瑞清)亦寄语问候”。曾、李二师对张大千的礼遇真有点不可思议，也难怪他在曾熙故后为其守墓一月，并且一再凭吊二师墓。终其一生，对曾、李二师满怀知己孺慕之情，至死犹念念不忘。
这等师徒相得，堪为千古流芳的佳话实不多见。不过在民国上海滩总不乏传奇的。二十多年后主角是杨石朗，相较前两回则曲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