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的绘画语言与两个情结密切相关：文学和音乐。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压抑、忧郁的主角气质贯穿于他的早期作品，而现代诗歌清晰的意符和模糊的意指所引发的“误读”效应则一直为他钟爱;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复调”手法对他后期绘画语言的内在结构影响巨大。
色彩和笔触是绘画语言的“词素”，前者对应视知觉，后者对应躯体知觉，这意味着，“身体”是绘画语言的基础。“身体”是纯粹意识和自在物质的含混领域，既是意识的萌生地，也是意识审视的对象。梅洛-庞蒂认为，唯有艺术才能表达这种混沌的交织，才能揭示人类生命灵肉一体的存在本质。与文学语言一样，绘画语言组织也有类似字、词、句、段、篇的结构规律，但由于“身体”的介入，绘画语言的表达途径无需经过冗长繁琐的思维解码过程，而是直接诉诸神经系统，触发身心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绘画是原始的。然而，现代画家却是理性的文明人。体系化的认知经验一方面提升了绘画审美的人文趣味，另一方面也抑制了绘画创作的本能冲动。因此，优秀画家身体中一定存在一个“原始人”，他“保持着双手既是诗意工具又是生产工具的那种感觉”，通过具体的身体劳作在蒙昧混沌与文明秩序之间建立动态沟通，将两者统和成有机的整体。绘画语言是画家的修养才情、情感状态、艺术观念的有形载体，是绘画的艺术本体，是决定画家水平高低的核心标准。
由于技能素质和审美认知是绘画语言的基础，本文也将围绕这两方面对何多苓的绘画语言展开分析。
技能是绘画语言的“身体”性。任何绘画杰作的诞生都经历了一个朴实的体力劳动过程，正是这个劳动过程从本质上区别了此画家与彼画家。因为技能的基础是遗传基因和生物属性，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恒定性，所以技能发展是积累性的，是画家风格的稳定因素。审美认知是绘画语言的“精神”性。它以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审美经验为基础而生成，是画家对画面因素进行“选择”和“过滤”的隐形机制。画家的审美认知结构不是抽象思维或概念，而是他在创作过程中体验到的，非意识状态下的身心协调感，即他判断自己画得“好”与“不好”的感受性尺度。审美认知具有主观性，是画家风格的突变因素。正如画家是肉身与精神的统一体，技能素质和审美认知也是一体两面，两者交互影响，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