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人物画有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即1941-1943年的敦煌之行。1941年6月，张大千携家人和弟子徒众一行十余人，来到敦煌莫高窟临摹璧画，对莫高窟和榆林窟进行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至1943年6月中旬离开，历时达两年之久。张大千(1899-1983)南无观世音菩萨造像纸本立轴癸未(1943年)造113×63cm
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重新描摹使国人对这座沙漠中的宝藏惊叹不已。陈寅恪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说：“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法华经》第二十五品说观音能将信徒从七苦或十二难中拯救出来。在阿弥陀净土世界,观音是与佛一样伟大光明的神祗，他发誓要解救世间一切众生而入“乐土”。寄身于莲花百亿，净土三千，大千与庞大的文化遗产对话,自然地将自己与宇宙混为一体，并获得了智慧之光。大千为瑾甫先生敬造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区。开面庄严，缨络施以重彩却不失清秀古雅。凭斯胜因，奉启宏愿：九菩十难，念无相而恒消。迅雨烈风，诵般若而永济。辞灾获福，美意延年。斋心百世，摩顶三生。永拔沉沦，长离孽乱。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
前后长达两年多对于魏晋、唐人壁画的研究与追摹，使其在人物的画风上形成根本转变，一扫仕女瘦削柔弱之风，改而追求婀娜健美的体态与大方闲适的神情。所谓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已经从原本的想落天外化身为自由飞舞的线条。由于敦煌壁画来自魏晋以降职业画家的典型风格，特别注重妍丽精美的设色，包括石青、石绿、朱砂等都是惯常使用之颜料，大千也由此重现敷重色重彩的绘画传统，使其绘画得以展现出生命强烈的律动与力量。张大千(1899-1983)观音大士设色纸本镜心戊寅(1938年)作92×32cm戊寅闰七月二十六日，敬为梁老伯母韦太夫人造大士像。张爰。
1938年张大千先由北平赴上海，7月到香港，8月返川，又走广西梧州，10月又回重庆、成都。山河破碎，同胞皆受其奴役。张大千持爱国忘我之志，平和舒缓之心，作《观音大士像》题：“所愿一切有情，从今世至未来世勤除烦恼，早契菩提，永共慈云之被，长游般若之津，所愿如是”。本幅《观音大士》作于本年闰七月，约公历8、9月间，此时张大千先生在香港、重庆、广西间奔走，又逃过未乘被日军击落之飞机一劫，万幸之甚。所作是图以兰叶描法绘制衣纹，用线干净利落，神思爽然，不同于1941年之后敦煌之行所绘观音，此时观音面相仍以唐代仕女与是时之所见美人为蓝本，故而生动活泼，自然质朴。背景之山石、翠竹显现明显早期特征，用笔潇洒率真，沉着痛快。敷色淡雅简约，只在头饰上以金粉为之，所以整体画面呈现出平和澹然，清净无尘之感。为其早期观音造像作品的经典图式，此幅为“梁母韦太夫人”祝寿特制的《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张大千这一时期观音像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