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确定当代书法经典的困难不意味着完全放弃确定经典。事实上，对经典的确定既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又是一个自在的过程。因为，一是我们遴选出的一些著名作品为书法批评和创作提供了时下的参照标准;二是精品在批评中经常被提及，才有可能被比较或解释研究;三是研究者、批评者会自发地用自身的文化体验对当下的作品进行选择。我们的探索可能显得过于静态，可能更关注结果，但经典确立的过程却是动态的。鉴赏不仅仅是对经典的鉴赏，更应该积极地参与到确定经典的过程中，其本身应成为确立经典的有效途径。鉴赏应与读者有广泛的接触。只有广泛接触，才能了解读者究竟从哪些作品中去选择心中的经典。
当然，这并不是说鉴赏应迁就一般读者。目前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发现另一种自发的选择方式被一些书法批评者和书法作者使用，那就是依定书法评委的眼光，对获奖作品趋之若鹜，以致“类型书风”涌动。难道这些获奖作品就不能被指认为名作或经典?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通过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对精神的淡化、对深度模式的放逐，让作品成批量地复制，并商品化、图像化。
当代书法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能被当代人认同或参与到当代创作中的传统书法，二是代表了当代人超越意识的先锋书法，三是以当代人业余时间为对象的消费型商品书法或谓之大众书法。三者的形态与功能均有本质的差异，但相互渗透，很难量化。传统型的创作强调人类精神的连续性与继承性，注重保持书法传统审美稳定而不失规范。先锋书法前卫，对传统相对淡化，添加了新的审美元素。先锋书法一旦被选择与接受，就有可能成为传统而被新的先锋取代。比如“流行书风”，已属于传统的一部分。
就创作价值来看，传统与先锋代表了继承与创新、守恒与扬弃这两种内在的文化要求。传统并不总是指过去，更重要的是指它在当代的延续，比如帖学、碑学的风格。姜寿田、张旭光对“新帖学”的阐释，以及陈振濂提倡的“新碑学运动”，都代表了对经典、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精英意识。当代书法作品的鉴赏作为当代文化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象只能是传统与先锋，而绝不可能是大众书法。它只能面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意义世界与审美世界，只能讨论那些具有潜在的深度模式的文本，而不是浅俗的和平面化的东西。在传统与先锋之间，鉴赏又必须给先锋作品更多的关注。因为先锋作品既代表当代人的精神走向，又时时溢出当代人的意义世界，超越当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它迫切需要通过对话来得到当代人的接受与理解。面对得到工业化支持的强大的大众书法，先锋书法只有显示出永不妥协的解构力量，才能给当代麻痹的精神以刺激。但先锋书法很容易陷入纯观念的戏言中，缺少传统型的深度模式。先锋书法更多时候并不是以破坏传统为目的。相反，严肃的先锋书法与传统总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新帖学”的提出是对传统帖学深度模式的一种深入研究，同时对“新” 元素进行理性探索。书法与其他文化的区别是它与传统有更多的牵连。这是因为书法规范的特殊性以及高度技巧的连贯性要求规定了当代书法与传统之间的紧密性。这种既“新”又“传统”的创作方向，代表着当前书法精英化的一个方面。
对当代书法作品的鉴赏只是为了建立当代经典，或为经典的诞生提供阐释上的支持，以及与读者形成共识。但我们更要清楚，只有首先确立当代书法作品鉴赏的共时性意义，才能树立其工作的本体性。鉴赏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的具体性通过鉴赏的对象得到明晰。传统经典鉴赏的对象不管从时间、空间，还是从文化、心理、审美上，都与我们相距甚远;但我们依然必须了解它，因为它代表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传统经典组成了人类的精神史，是我们认识自身无法逾越的文化遗产，所以有许多对经典的鉴赏实际上是无审美共鸣可谈的，只是一种“知识型鉴赏”，“认识”在其中占主要成分。面对当代作品与传统经典，大家的心境是截然不同的。对当代作品的鉴赏实质上是一种对话，是在作者与读者对话关系基础上的深层次的新型对话，批评家、鉴赏家加入到书家与读者的对话关系中，使原来的二元对话关系得以改变而成为多边对话，从而使对话充满了新的意义增值空间。
在当代书法鉴赏中，交流与对话很重要。我们将当代书法作品鉴赏理解为对话，有其文化社会学的实践价值。作品的产生、传播、讨论，尤其是批评与鉴赏，催发了新型的现代意识。书法艺术的对话交流既是人类一般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艺术交流的特性。作为一般人类交流的特殊表现形式，书法交流丰富和强化了人类的交流能力。按照交流就是信息从“这”到“那”的传递这样的一般概念，书法交流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作者通过书法作品将某种信息传送给读者，以实现作品本身的价值并达到思想感情的融通目的，可见书法交流所面对的是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传统的理论一般只注重作者对读者的传播影响。也就是说，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被看作是由作者到读者的单向影响关系。但是，随着一般交流学的兴起，特别是接受美学理论的出现，由读者向作者的逆向反馈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陈振濂精辟地指出：“当代书法的欣赏，它与创作之间发生过何等的关系等等，都是一些饶有兴趣的课题。把书法看作一个开放系统的话，我们至少不再会持古人的历史观……但一个只有卓越成就的欣赏家的见解一旦反馈到书家头脑里，并产生某种创作变化的现象，欣赏与创作便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既然这种交流无人加以否认，则交流的双方互相影响，这一点也成为当然的事实了。”因此，在我们今天看来，书法交流的内涵就在于作者、作品、读者间的多方影响关系。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通过个体及整体关系的确定而构成公共领域。书法作者往往是个体，通过对话确证自己存在的有效途径，对作品的认读也就成了个体间的交往。因此，作者、作品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成了对人性自我认识及私人相互之间交往的亲密关系。通过创作，私人进入了公共领域;通过欣赏，私人进入了公共领域。在书法创作过程中，公共意识与个体体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变得水乳交融。
如果当代书法作品未被欣赏，那么它就依然处于潜在的文本状态下，没有进入真正的交往关系之中。作者对作品的理解就像是在镜中观看自己，是不完整的;只有欣赏者(接受主体)作为他人参与进来，才能促成作品意义的完整呈现。作品的意义不是作为创作和接受的对象而固定不变地存在着。它实际上是作者与鉴赏者在以文本为中介的交流中产生出来的，是创造与接受主体共同建构完成的。简单地说，作者只有凭借他人对自己的反应才能认识和补充自我的完整形象。同时，如果一件当代书法作品被某一读者在个人环境下阅读，那还只是某一私人经验被另一私人经验检测、充实和想象，这样的交往关系依然是偶然的、脆弱的和不自觉的;只有欣赏并且这样的欣赏被讨论，才形成真正的理想的阅读关系。
这其中，批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自觉的读者，尤其是真正的批评家才处于前沿。他既是一个私人，但又是一名公众，在鉴赏中以个体的私人阅读者的角色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但因为这样的表达是在收集了广泛的信息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之后，所以又是“他者”的表达——他说出的极有可能是普遍的看法。于是，鉴赏成了“代言”。而作者也通过媒介看到了批评家的看法，他与他人的沟通成为可能。鉴赏家这种极具普遍性和引导性的看法，其实表现了他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未来的关系，体现的是自己的视野。而作品反映出的传统、经典、思想都是作者意图创造的产物，因此也具有自己的视野。鉴赏家和作者这两种视野代表了两种背景、两种先见。只有在对话与交流中，视野才不断地得到扩充;只有两种背影融合到一起，才能产生意义，实现真正的理解。因此，对话活动在文本上是不同视野的相遇与融合。不同视野的差异性实现了对自身局限的超越而向对方开放，从而完成视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