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国色天香，又名洛阳花。河洛大地，万田种植，千毫齐绘，艳丽辉煌的牡丹，赫然已成洛阳的审美载体和文化标志。在洛阳牡丹画家群体中，屈吟庵先生笔下的国画牡丹，丹华风骨俱佳，盛誉叠来。先生作诗明志：“亭亭玉立花如雪，铮铮铁骨且有节”，艺海无涯，先生追求不倦；先生年已七秩，喜风格已成。屈吟庵先生洛阳嵩县人，出身伏牛山中民间工艺之家。屈氏举家纺织，染色印花，屈吟庵自幼亲近色彩。稍长，因生活困顿，随兄长柳庵，沿街设摊卖画。“雪花洇湿牡丹瓣，只为换得买米钱”。冰雪洇湿牡丹花，既是习艺艰辛的写照，也是清白人生的追求。屈吟庵从民间走来，接受民间审美习惯，他画牡丹，怡红怏绿，一派百姓的色彩情趣；屈吟庵学艺严谨，他画牡丹，分明崇尚传统的笔墨精神。我国花鸟画的肇始，先于山水画。仰韶彩陶，殷周青铜，已见花卉纹样；楚汉壁画，花木鸟兽频现，至唐代，花鸟已成专门画科。边鸾画牡丹。“花色红淡，若浥雨疏风，光彩艳发。”他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的画风，卓然已成绘画牡丹的妙品。左右北宋花鸟画坛的黄筌画派，“妙在赋色”，黄筌绘画珍禽瑞鸟，奇花怪石，重彩勾填，已成当时花鸟画的典范。国画历来重视描绘对象的自然色相，谢赫总结的“随类赋彩”，已成不移的绘画经典。“随类赋彩”，既强调色彩在特定时空中的视觉感受，也在提醒色彩隐含的人文意蕴。《宣和画谱》提到的：“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雀，必使之富贵。”就是对牡丹色相人文品格的定位。所以，画牡丹不能冷落色彩悦目；金碧灿烂，既要有富贵的姿态，又要有雅逸的风度，只有这样，方能成就牡丹的神韵。屈吟庵笔下的牡丹，大胆用色，追求“丹华夸目”的色彩效果，他坦诚表白：“若想朝夕看花时，买来胭脂画牡丹。”依仗笔下传神，胭脂不应与甜俗同位。看屈吟庵笔下的牡丹：魏紫高贵，姚黄娇艳，赵粉亮丽，豆绿清雅，蓝田玉宁静怡神，洛阳红光彩夺目。牡丹后育名种冠世墨玉，更是墨韵凝重，其丽在神，乃墨花魁首。屈吟庵笔下的牡丹，大朵叠瓣，丹碧文彩，他敢于泼彩，在色调的配合中，提高色彩的明度。屈吟庵笔下的牡丹，迎人一派洋洋喜气，淋漓展示了花王牡丹至尊大美的品味。与重彩悦目同步，屈吟庵笔下的牡丹，更在于笔墨风骨的着意经营。宋代在花鸟画，与黄筌重彩赋色的，还有逸笔草草，略施丹粉的徐熙画派。《宣和画谱》提示徐熙的落墨之法：“且今之画花者，往往以色晕淡而成，独徐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鄂，然后赋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屈吟庵绘画牡丹，笔墨纵横，苍劲有力，花干飞白，以墨色大写枝叶，映衬彩色花头，淡去柔媚艳丽，抖擞庄重气度。屈吟庵在追求牡丹色彩效果的同时，也绘画白花墨花，“花心起墨韵，春色散毫端。”这是对苏东坡倡导的意境的追求。展读屈吟庵先生的牡丹画卷，更令人欣喜的是，画面上的题词题诗。诗书画共美，是国画的文化传统。题词题诗，正如方薰所言：“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题词题诗，不仅为画面增加了形式美感，更能抒发画家的高情逸思。屈吟庵先生行楷端丽，更兼诗情洋溢，为画面倍增诗情。屈吟庵先生作诗自励：“花开花落随季节，云卷云舒是自然；不与时人竞红紫，自在砚边一片天。”祝屈吟庵先生潜心营建笔墨天地，砚池生花，为开谢匆匆的牡丹花容定格，成为永恒的审美图景，香飘人间。
​（作者为洛阳师范学院教授、原院长，著名美术评论家）